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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国粮入库，洋粮入市：中国粮食存在“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的现象，粮食需求快速上升，但供给却相对滞后，有生产结构调整不及时和禀赋制约的因素。中国大豆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36%，除大豆外，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库存量连年超过消费量，但生产成本较高，因此进口也较多。中国目前农产品成本较高、竞争力不足，大量进口的情况是整体性的。2.流转率低：中国总体农业规模化程度未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而显著提高。理论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生产规模将随着农村人口减少而逐步扩大。但较低的农均耕地面积表明，中国仍以小农生产为主。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即使政策允许土地以代耕代种、转包、委托经营流转，部分农民的流转意愿仍较弱。占农村大头的宅基地，目前还无法自由流转。3.农业机械化、农业技术设施和农业科技创新依然持续推进。年“一号文件”中，农村基础设施被置于优先位置，而规模经营则相对次要。在规模经营相对不足情况下，继续推进农业机械化，会产生何种效应？这与中国农业竞争力不足有何关联？

本文路径图

二、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农业生产方式是“内生的”。当农业人口减少、农均耕地面积增加、经营规模扩大时，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生产方式更会有利可图而被生产者自发采用。规模经营是各类成本摊薄的关键机制，原因如下：（1）通过土地整合，规模经营摊薄了使用现代大型机械化的成本，农民在生产中以机器替代劳动，提高生产效率。（2）在不降低产出水平的情况下，经营规模还摊薄了化肥使用量和体力消耗。（3）摊薄了管理成本，有助于发挥农协等中介组织的作用，降低农户的融资成本、协调成本和搜寻匹配成本。各国经验机制从以上各国经验中可以看出：（1）补贴规模经营成为基本手段，而价格补贴逐渐被扬弃。目前现状为更少的农村劳动力养活了更多的城市人口。（2）补贴机械化和技术培训将主要依靠劳动的农业生产者转变为技术性生产者。（3）在规模经营基础上对基础设施进行补贴，因而农业最终体现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4）日本模式：高城市化、低规模经营的农业现代化确实可行，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不是特例。（5）巴西：通过城市化转移农村人口，建立在农村发展规模经营的条件，同时再引入外资。在农业不断增产的同时，配合适当的城市政策（推广职业教育和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引导就业）。

三、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可行性争议

“包产到户”做对了激励，短时间内提高了粮食产量，而不是因为小规模本身就好，其细碎化的土地配置方式，是背离规模经营的。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计划经济和当时经济发展阶段，当下政策制定不应再以计划经济作为参照，更需要考虑在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之后，规模经营不足，必然导致农户收入相对较低。存在以下观点：1.资源禀赋的约束决定了中国不能发展以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模式。逻辑上讲，各地区发展种植符合禀赋优势的农作物与规模经营并不冲突。由于中国丰富的地形和气候可以为多种因地制宜的产品及其规模经营创造条件。2.中国城市化的潜力不足，城市发展能否充分吸纳农业转移劳动力。（1）中国目前城镇化率超过60%，但部分农村移民将农村土地视为社会保障，不愿流转农地，制约了规模经营。这是城市公共服务歧视和宅基地流转限制的结果（2）若判断城市经济不足以吸纳农业转移劳动力，短期来看与城市劳动力短缺、工资快速上涨现象冲突；长期来看否认了中国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并创造就业的可能。3.规模经营的实现与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脱离土地，将农业生产中某一工序外包或者发展农村服务。4.在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流动时，若要充分使用较多的农村劳动力存量，则需为此支付额外的成本，削弱了产量对于土地投入的分摊效应。因此，农民收入得不到显著提高，城乡差距过大。虽有补贴降低农户生产成本，但还不足以抵消规模经营不足的负面影响。给定劳动力流动障碍，若不补贴农业，城乡差距会继续扩大；若补贴，则由于规模经营不足，农业竞争力难以提高。因此，在城市化相对滞后要素未能自由流动情况下，为中国寻找一条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理论和现实中均难以成立。在城市部门通过资本积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收入的同时，农业受制于耕地总量和当前的生产规模而难以同步提高人均收入，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将持续扩大。若希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不鼓励农业劳动力转移，则需要向农业和农村给予更多的补贴，最终增加财政负担，从而陷入农业人口较多、缩小城乡差距和减少农业补贴相互矛盾的“三元悖论”。同时科技的应用须以规模经营为前提条件，规模经营又须以城市化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前提条件。四、结论建议农业生产中的规模经营是获得农产品成本和价格优势的必要条件。由于成本需要通过规模来分摊，因此农业规模经营不能在农村劳动力较多且农均耕地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实行。因此通过减少城乡间劳动力流动障碍、推动城市化，是缓解当前中国农业问题直接且有效的途径。中国城市化依然滞后仍有较多农村劳动力未转移，而城市却同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城市内部公共服务供给仍不平衡，农民移民视土地为社会保障。因此应采取以下方法：1.将户籍制度改革和面向进城农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置于优先地位，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做好推进机械化和基础设施的铺垫。2.适当减少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转而按生产规模进行补贴，并补贴农村移民的职业培训，补贴其移居城市后的廉租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同时，应允许进城农民有条件地放弃农村宅基地以获取在城市定居的补偿。3.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逐步扩大宅基地的流转范围，在人口流出的同时引导资本下乡，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4.不建议在农村劳动力未充分流转时兴建基础设施和推广机械化。5.在工业化时代，土地作为农民社会保障思想不应作为政策依据。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不强，不是因为恋土情节，而是无奈之举。若适当调整城市化政策，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将会缩小，中国农业竞争力不足的情况将得到改善。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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