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吴昂编辑｜Via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嬗变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农村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的大幅度下降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

中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起于改革开放初期，年至年期间，中央政府频频发文大力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并积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

例如，苏南地区率先创造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流模式。

这一阶段，农村改革虽然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农村内部相对自由转移的条件，但从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来看，城乡之间的制度隔绝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量仅为万人，年上升到万人。

年至年，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量增加，每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都在万人以上，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率到达2.63%以上。

从数据上看，似乎农村居民对于放松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动管制做出了积极回应。

统计数据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农村迁移人数为万。由于中国长期实施的限制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的政策，长此以往导致了城乡间的严重差距，而这一巨大差距为农村居民迁往城市提供了巨大激励。

尽管存在这些巨大差距，中国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仍然不愿意永久地迁往城市居住。那么如何解释农村居民不愿流动这一现象呢？

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赵耀辉于年5月在经济学国际顶级期刊《AmericanEconomicReview》发表论文“LeavingtheCountryside:Rural-to-UrbanMigrationDecisionsinChina”。文章分析了个人、家庭和社区特征对于迁移决策的影响机制，以及迁移收入变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和永久性迁移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尽管具备了流入城市的能力和动机，现存土地管理制度安排是绝大多数农民仍然选择居住在农村的重要原因。

01研究理论模型和假设

假设家庭需要通过对固定的劳动力L在非农业和农业活动之间分配，以达到达到家庭总劳动收入最大化，同时为了简单起见，假设非农工作只能在城镇地区通过被雇佣获得。而最终的工资率w由城市地区的失业预期和迁移城市的成本（包括心理成本）共同决定。

农业生产技术由生产函数Y=f（l,k,n）表示，其中：

l为农业劳动力投入；

k为农业资本投入（包括种子、化肥、机械等）；

n为农业土地投入。

注：这里假设投入的边际产出为正。

最终，家庭的目标函数写成以下形式：

其中：

p为农业产出的价格向量；

r为农业资本的价格；

s为土地的租金；

L-l为家庭中迁移城市的人数。

同时，针对中国特有的农业制度，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改。

首先，中国农村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是固定的，并且农村的土地不可转让。中国的农业用地为集体所有，农村家庭有权使用划拨的土地但无权出售，此时由于各种制度限制，土地转让情况十分罕见，因此土地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土地的价值几乎都蕴含在其劳动力构成中。基于此，模型中土地的规模n被当做是一个内生变量，土地的租金从目标函数中剔除。

其次，短期内农业耕种给家庭带来的收入较少，但如果土地长期闲置，家庭可能会失去土地的使用权。从长远来看，土地是一种价值资产，家庭会持续投入正向劳动力。因此土地制度可被看做对农业耕作的最低劳动力投入约束。进而目标函数被写成如下的形式：

最优化问题的库恩-塔克一阶条件写成以下形式：

从比较静态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假设:

（i）dl/dn=0，家庭中土地的增多会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进而减少了城市迁移的数量。

（ii）dl/dw=0，城镇工作中更高的工资率会吸引更多的城市迁移。影响工资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其他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

（iii）由于迁移的人数是总的劳动量减去农业投入的劳动量，因此有更多的L的家庭可以提供更多的迁移数量。

注：由于农业税可能影响家庭的农业参与，在最后一个假设中研究还考虑了农业税对于劳动力分配的影响。

如果劳动力扣除农业税之后的收入低于城市工作工资，那么劳动力将向城市迁移，同时设法提供维持土地使用所需的最低水平的劳动力。因此，土地税在通过农业劳动力供给达到一个下限后预计将对劳动力迁移产生影响，包括增加迁移的数量以及将非迁移家庭变为迁移家庭。

文章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年和年在四川农村家庭实施的调查。四川作为中国西部的人口大省，农业人口占据较大比重，近年来一直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

研究的流动人口调查主要在年春节绝大多数农民工返乡期间，最终样本包括个家庭和个人。研究将家中至少有一个人在外打工且超过一个月的家庭定义为流动人口家庭。

Table1展示了流动和非流动家庭中的个体、家庭和村庄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同样是运用了相同的数据，在作者之前的相关研究（Zhao，）中详细探讨个体特征等因素对于迁移决策的影响；更加细致的研究可以阅读作者的另外一篇文章MigrationandEarningsDifferences:TheCaseofRuralChina。

Table2展示了使用年和年数据进行Logit模型分析的结果，表中都报告了计算边际效应后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家庭中的劳动力数量和土地所有权是决定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保持土地规模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1单位的家庭劳动力可以提高家庭迁移的概率约8.4%，而减少1单位的土地持有可以增加迁移概率约2.8%，所有的结果都支撑了原假设。

农业税被证明对于迁移决策有影响但是影响幅度较小；对家庭的农业税每提高元才会增加迁移概率约1%，这一点与前文的分析一致，农业税可能只在最后1单位农业劳动力无利可图时产生影响。

其余变量也对于迁移决策有着显著影响，包括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现金持有、地理位置、与外界联系程度、是否少数民族地区等等。

前文已经就个体、家庭、村居特征如何影响家庭迁移决策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流动迁移是一种家庭长期安排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家庭的消费行为着手。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MiltonFriedman，）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即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而暂时的收入增加不会决定家庭消费。

基于同样的数据，作者构建了一个家庭的消费模型，实证结果呈现在表3。模型中控制了家庭特征等一系列的变量，作者在模型中定义了一个迁移收入，即总收入减去城市的消费，回归结果表明，迁移收入对流动家庭消费的影响很小，迁移收入上升1%提高家庭消费约0.个百分点。

而另一方面，农村收入对于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农村净收入增加1%会提升家庭消费约0.4%。这一结果表明农村流动人口还是将迁移收入作为一个非长期的收入，也就是说农村家庭的流动决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临时性决策。

研究使用了四川省的农村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的人员迁移状况，主要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以及这些迁移决策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的。

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1.农业用地的短缺和相对富足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使得农业活动的相对边际收入下降，这是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主要原因。

2.农业税对于迁移决策有影响，但是影响幅度较小。

3.从农民的家庭消费状况来看，迁移带来的收入对于家庭的消费影响有限。表明农村家庭仍然将流动收入视作短期收入，迁移（到城市）仍然是一个短期性的行为。

References

Zhao，Yaohui.."LeavingtheCountryside:Rural-to-UrbanMigrationDecisionsinChina."AmericanEconomicReview，89（2）:-.

Zhao，Yaohui.“LaborMigrationandEarningsDifferences:TheCaseofRuralChina.”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47，no.4，，pp.–82.

Friedman，Milton.Atheoryoftheconsumptionfunc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欧阳慧,.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变路径.经济研究参考,（23）,pp.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