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将这个时期分为四段：战争刚结束时的飞速发展，年时的转型危机，“繁乘”时期，年的危机及其在30年代的延续。贷币方（债务及国际支付、通胀）和经济方面（生产和贸易交换）经常被分开采考虑。

与之相反，我们所提出的假说是：20世纪20-30年代一直是同一个危机以不同的形式在发展，并且各种基本矛盾从未消失（这还有必要指出么？），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被支配的社会形成，正是民族资本主义间的那些矛盾开启了这个时期的大危机。战争的破坏？巨额的公债？向美国和英国举借的外债？在法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同样的一句：“德国人会付账的。”

法国人在战败后可是大大地“付了一笔账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被要求的赔款将会使得这一国家的工业倾向于更多的出口，尤其是出口更多的煤、钢、冶金和机械制品，这就会加剧英德之间的竞赛。在战时，美国的经济力量得到了加强，其金融实力亦然。美国的境外投资从年的35亿美元增长到了年的65亿美元，而同期英国的境外投资从亿美元缩减到了亿美元。

同时，美元黄金储备大大增加，从年的7亿美元增长到了年的25亿美元，其增额远高于英国（从2亿增至8亿）。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年与黄金脱钩前的4.78降到了年1月的3.78.然而这样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为了夺回世界货币的地位，英镑必须能够“直面美元”（也就是说回到战前的平价和回复与黄金的兑换性）。

但是，在英国的产业未能实现高于其竞争对手的生产率的条件下，这一政策使得出口的代价更为高昂，因此更加困难，并且贸易的振兴也更有问题；或者因此必须减少国内消费，尤其是减少工人的购买力，这就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对立。德国赔款的支付，回复战前货币汇率和回复英镑对黄金的可兑换性。

或者更宽泛地说，人们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希望：回复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解决国际债务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支配了20年代的货币和金融的同题都具有经济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

当时尚未受到重揭的一位天才凯恩斯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年的《货币改革论文冲写道：“事实上，金本位只不过是蛮荒时代的遗物。我们所有人，自英格兰银行总裁以下，现在主要关心的是维护商业、价格、就业的稳定，当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时，我们不大可能故意地牺牲这些来保持过时的金本位教条，保持过去的每盎司黄金3-17-英镑的价值比。”然而在前述普遍希望的方向上经过五年的努力后，英镑于年还是回到了战前的平价，而它与黄金的兑换性也重新确立

但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年的危机在英国特别严重，包括出口的直线下降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年1月有万人失业，6月达万人）。以不变价格计算，出口的直线下降不仅涉及钢铁、冶金产品和燃煤，还涉及棉毛纺织品和机器制造（而同时，德国的出口以量计于年恢复到了年时的水平）；英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其失业劳动者都在万以上。在这样的状态下，伦敦金融界恢复了其原有地位。

直到年，法国法郎才以相当于战前五分之一的价格恢复了与黄金的可兑换性。至于德国马克，它在-年崩溃之后，才在外国信贷尤其是英国信贷的帮助下重新得以建立，与此同时，德国的工业设备得到了发展和现代化：-年间，德国获得的外国信贷是其支付的战争赔款的两倍半，这使它不仅能够贮备原材料，还重建了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并发展了境外投资。

一方面，是国际债务网的巨大重要性，为了吸收这些债务，就意味着生产和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从而得到必要的差额；另一方面，当时的货币政策负责人所作的恢复金本位的货币体系的选择，使得英国贸易的振兴不堪重负，并使所有无力平衡其进出口的国家变得脆弱。

同时，任何一个金融中心都无法承担整体的责任：美国的银行还不具备这个能力；而伦敦金融界正忙于试图重建其“领导地位”，也还未积蓄足够的力量。关于这一点，金德伯格的评价恰如其分：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变得不再稳定，这是由于在承担稳定责任这一点上英国的无能为力和美国的不作为。

所谓稳定尤指以下三个领域：为尚未找到买家的商品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以反周期的方式，提供一些长期贷款；将危机的扩大最小化。世界经济体系是不稳定的，除非有一个国家像英国从19世纪直到年所做的那样来稳定它。在年时，英国人没有能力这么做，而美国人则没有意愿这么做。

当每个国家都采取保护其自身利益的政策时，世界总体利益就被放弃了，而每个国家自身的利益也就随之散失了。正是在这个脆弱的国际背景下，不同的民族资本主义根据适于各个国家的道路发展了起来：英国的资本主义，夹在（拒绝作出所要求的牺牲的）好战的工人阶级和好斗的外国工业竞争之间；德国的资本主义，集权，有活力，有扩张性，受到洗刷耻辱的民族意志的支持

法国的资本主义，前所未有地不协调，在大工业和小手工业之间、在各省的平静和帝国的探险之间，无所适从；美国的资本主义，沉浸于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阻滞和投机的狂热之中；然后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欧洲各国、日本，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了第一个机遇的“新国家”们。

外贸市场上的斗争也越绷越紧，于是，当英镑恢复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以价值计，英国出口从年到年急剧下跌、并于-年稳定在年就已达到的水平以下；法国出口在20年代前半段受益于法郎贬值，然而年法国金融的稳定和年法郎重新依附于黄金，许多部门产品的出口从年开始下降。

在这场斗争中，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前进，节节败退。这样，出口渠道日渐闭合。不过，美国和日本、德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刚刚经过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积累和扩张时期。另一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起动摇了世界农业的危机－生产过剩、价格暴跌、农民收入锐减，减少了工业产品的另一个销路。正是要深入到这些基本经济事实，而不是像加尔布瑞斯那样仅仅根据交易投机的跌宕起伏来解释，才能理解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大危机。

这次危机在英国持续于整个20年代，在大部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法国则一直潜伏到20年代末才发作。华尔街的投机和恐慌构成了美国经济危机迷人的催化剂；对于危机的认识，其在世界上的银行和金融反应，及其通过美国贸易锐减所产生的效应，使得每个国家加速陷入了危机，而实际上，危机在此之前就已孕育并初现端倪了。